作者：王佳骏（黑龙江大学）、郑路迪（西南政法大学）、周书涵（江苏警官学院），其项目“‘中国现金支付第一案’——网约车刺客大队诉滴滴拒收现金案”参加了第十届“小城杯”比赛。
无限期支持正义
起·温差最大的决定
印度尼西亚，雅加达，27°C。
棕榈树下，一声微信提示音响起：“迪迪，这里有一个华东政法大学举办的创意诉讼大赛，要一起参加吗？”
我的微信隔着一小时的时差到达了郑路迪的手机中，她始终是我最为信任的伙伴，不出我意料地回复了“小城杯，可参加呀”，爽快地令我不可思议。
她始终是我最为信任的伙伴，有她在，我便放心了。彼时，她正在雅加达进行着为期半年的交换项目，在异国他乡用陌生而又熟悉的印尼语撰写着法律文书，直至静谧的午夜下永不熄灭的灯。
中国，哈尔滨，-27°C。
“师傅，去西客站，我一个朋友从北京来，我接人”。
车子在灰黑色的雪上缓步前进着，我望着一台台清雪机还在呼啸着将雪卷起又落下，逐渐进入了梦乡。
“醒醒吧，西客站到了。”司机试图叫醒安睡的我，“赶紧扫码交款，我要收车了！”我熟练地掏出了百元大钞，又接过师傅不耐烦地找零，拎着包、裹紧羽绒服，下了车。
映入我眼帘的有且只有哈西公路客运站，离我要去的真正的“西客站”——哈尔滨西站还有整整四百米——果然又来了个为了省时间故意把人拉到客运站而非火车站的司机。冒着刀剑般锋利的雪，我终于挪到了哈尔滨西站，将朋友接过来后，我再次准备叫车，却发现滴滴平台要求我再次交钱——尽管我已经使用现金支付了一次。
余额空空，看来今天这网约车是坐不上了，毕竟不把这个凭空而来的欠款交上我是没办法坐车的。
雪夜的哈尔滨西站，不靠网约车便只有全国知名的冰城特色黑车可坐。在朋友的催促下，我终于体会到了黑车司机能够在冰雪路面上保持百公里每时的精湛技术，并为观赏司机的车技付出了高达每公里30元的天价：短短5公里，150元。
至少我知道，倘若滴滴允许现金支付的话，我便没必要去“享受”黑车司机的技术了，况且每家银行都有宣传任何单位不得拒收现金。于是，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滴滴不允许现金支付，所以我们告滴滴好不好？”“可以呀”，与她合作果然可以使我百分百地安心。
于是，我便在朋友圈发出了组队的请求。
“这个想法真的很有意思。”我在朋友圈发布的组队请求，很快得到了周书涵的回应。我们在2023年1月认识，她在学校做了很多有关网约车平台的研究，与我和郑路迪一样，都是个E人。
于是，一个“找不到i人”的队伍成立了。
承·冰雪与暖春之下
哈尔滨，伏尔加庄园，-33°C。
此时的我正在伏尔加庄园做文旅志愿者，迎接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啊？你要告滴滴？你放心吧，跟这么大公司打官司你咋赢啊。”领班大哥听到了我起诉滴滴的雄心壮志后，不免心生质疑。
“山海关往外的大企业啊，一个比一个不厚道。”
“我觉得吧，再不厚道也得遵纪守法啊。”我回应道，却只得到了一句“老弟啊，你真幼稚”的回答。我便决定，一定要把滴滴不收现金的现象整治掉。于是，每天从伏尔加庄园下班后，我都会去楼下的网吧待上两个小时，拼命地撰写比赛的立项书。终于在每日六小时的极限通勤与八小时的天寒地冻的加持下，熬出了肺炎。
在“振兴哈尔滨文旅”的号召下，我继续热情地志愿服务，终于在与全国各地的游客的交谈中得出了一条线索：“国外的网约车允许付现金”，也收获了一具病恹恹的身体。刚刚考完雅思、行将回国的郑路迪和享受假期的周书涵也投入到紧张的撰文工作中。我已经数不清究竟开了多少次会，改了多少次文件了，终于赶在春节前完成了主干。
春节时，我决定南下，同她俩会个面，只可惜我与郑路迪刚好错过——她来了哈尔滨。但好在我与周书涵在上海会谈地足够充分，最终决定先在哈尔滨起诉，再想办法将案子移到北京去。我的南下之旅伴随着与一个个操着不同口音的网约车司机的交谈中度过，可惜都只得出了“现在都有数字人民币了，我们还收现金做什么”的回答。在绍兴的迪荡湖畔，我不断默念《第二十条》的经典台词“正确的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不能因为有代价，而不去做”，思考着为什么人们总是忽略身边微小的不公。终于，我在鲁迅故里回忆起种种质疑与嘲笑，潸然泪下。
我很难想象，郑路迪她在春节祥和的气氛下是如何忍住寂寞而硬啃法经济学，从而为我们的项目增添了更强、更可靠的理论依据的；我也很难想象，周书涵是如何一家家公司去调研，从而为我们的项目找到了更好、更真实的现实证据的。但是，当看到了近万字的立项书，我知道我们都在做着正确的事情，而正确的事情，都有代价。
转·闯回关内告滴滴
3月，我已经数不清有多少次，在依旧是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询问过多少司机、采访过多少路人，但大多数人都支持我的行动，尽管他们从来没有想自己亲自上手起诉。终于在3月的尾声，我们递交了立项申请书。
在立案阶段期间，有司机们“坐着滴滴告滴滴”的调侃，也有“告得好，早该跟他们打官司了”的回答。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的我却在立案大厅得到了“我知道你是我学弟，但你别乱来”的回答，毕竟这确实是中国有关现金支付的第一个案件。在与立案庭工作人员们反复沟通并寻找有关支付方式的先例后，又跑了几次，案件终于得以立案。幸运的是，业务庭法官也曾在大学时为权利而斗争，理解我的心情，一路给予我最大的便利，不断给出获益最大的建议。在法官的建议下，我以变更被告的形式将案件的管辖成功地转移到了北京，总算解决了我对立不上案的恐惧。
4月的长春火车站，作为模拟法庭队伍教练的我正准备迎接母校的模拟法庭队伍，去吉大打一场漂漂亮亮的仗。然而，项目落选的消息传来，狠狠击中了身处长春的我，哪怕阳光依旧和煦。领队问我为什么落泪，我却答不上来，只能回一句“不知道”。
我无助地给周书涵拨去电话，“或许，是我们真的不行吧”。与我自作安慰相反的是周书涵的鼓励，“至少咱们还可以想尽办法把项目完结吧，总会有人看到的”。
迟了几日，裁定书终于从快递驿站到了我的手里，“移送至海淀区人民法院”——这或许是我最期待的结果了，尽管并没有让中国现金支付第一案在哈尔滨审理，但至少能迎来更好的结果吧！
为了一个“现金支付”的按钮，我曾离开关外的黑土与冰雪，告别东北的大豆与高粱，可惜案件自移转了管辖后至今仍然杳无音讯，我只得在等待中等待。倘若能有一辆愿意收现金的网约车，或许我会拦下来，告诉司机“哪都去”。
合·无限期支持正义
7 月，哈尔滨，27°C。
父亲病了，癌细胞转移得到处都是。
艳阳高照，我却仍然感觉到那个雪夜的寒冷。病床上的父亲这几天劝我放弃不知劝了多少次，“爸爸这辈子被打压的还少吗？我不希望你还没毕业就被大公司欺负”。我却只能笑笑，“爸，你也说过，咱们不惹事，但出事了咱们也不怕事，官司都已经开打了，哪来的回头箭？”
父亲摇了摇头：“这点小事，你都得打个官司，那法院也不是给咱家开的。”
“确实不是给咱家开的，而是给全国的老百姓开的”我的回答让父亲笑了，于是他跟我讲“你如果认为是对的，就放手去做吧”。尽管我们的项目在4月只得到了料峭春寒，但我已然学会了如何在挫折下寻找希望，在失落中寻找光明。我相信，尽管是身边一桩小事，尽管是一个小小的“现金支付”按钮，也事关国家的经济安全，更有必要去为了权利而斗争！
毕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正义的事情总是有代价的，不能因为有代价而不去做。似乎唯一值得遗憾的是，我与迪迪、书涵3人至今没能聚会成功。
无论是一群人，3个人，抑或我孤苦伶仃，我都会永远支持正义。对正义的支持，理应是无限期的，难道不是吗？
